寧曉紅，北京協和醫院緩和醫學中心主任。
(資料圖)
去告訴那些痛苦的人，其實有一個學科可以幫助你。即便他找不到這個學科的醫生，也告訴他，現在止疼很重要，讓他把心愿完成很重要，讓他按他自己的方式走完最后一段路很重要，我想這已經是很大的幫助了。
醫療更完整的樣子
2023.01.08北京
大家下午好，今天非常高興來到這里。疫情三年以來，我感覺這是第一次允許我在這么多人面前不戴口罩說話，所以我其實挺興奮的。
當一席的伙伴們要求找一張我年輕時當醫生的照片時，我沒有找到，只好找了畢業時候的照片。
1998年，我在中國協和醫科大學拿了博士學位，畢業之后，我定在北京協和醫院內科工作。2002年進入腫瘤內科，腫瘤內科也成為我第一個臨床專業，在那兒工作了12年。后來又做老年醫學，現在在做安寧緩和醫療。
曾經驕傲的事情可能會有點后悔
在這個過程中，其實我自己對醫學從書本到實踐有了一個新的認識，這個學習過程是非常重要的，書本上可能都沒有寫。
我的第一個認識就是，醫學是一個技術至上的學科。
大家也知道，不斷有新藥、新技術出現，所以在我的印象中，醫學就是把最好的技術、藥物用到病人身上，盡可能地延長他的生命，這就是醫學好的樣子，是醫學應該做的。
比如說惡性膠質瘤，是腦袋里面長的一種腫瘤，如果發現是惡性膠質瘤，醫生經過判斷，只要能手術，它的治療就是手術治療；把這個瘤切掉之后，有些病人為了減少腫瘤復發，手術后還會做放療。
但這個瘤子非?？蓯?，最后可能還是復發了，復發之后可以再做切除，如果不能做切除還可以再做放療，或者放療已經做到頭了，也可以加一些化療或者靶向治療，甚至現在有免疫治療，各種治療都去嘗試，一直做，一直做。
那做到什么時候呢？做到病人已經做不下去了，承受不了了，有的人真的是治到最后離世。
那個時候，我覺得整個醫學過程就是這樣的，把所有東西給予患者，因為這就是對他好嘛。但是現在回望，我覺得可能有一部分內容被我們忽略了。
我們可能沒有注意到手術之后患者就已經反應遲鈍，不能做復雜的決定了，甚至嚴重的會聽不懂家人說話，放療之后變得更傻，之后更重，可能起不來床，后來連吃飯都忘記了。
作為醫生，我們只是關注了他的治療用沒用上，覺得有方法繼續用下去就對患者有好處，所以年輕的時候，我一直是覺得醫學崇尚技術。
我是1998年工作，今年是第25年了，在這些年間我會有一些反思，隨著年齡不斷增長，曾經驕傲的事情可能會有點后悔。比如說有這么一種現象，很多時候我作為醫生，其實是好心把一個建議給到患者，但是這個好心表達出來的時候，由于語氣或什么原因，使得它成為了一種“強加”。
我曾經遇到一個50多歲的腸癌肝轉移的病人，這個病人其實是可以接受若干種方案的化療，我們的第一個方案肯定是非常明確的，所以我就跟病人說，現在你需要接受這個方案的化療，什么藥加什么藥、打多少次、怎么怎么打。
病人有點膽怯地說，能不打嗎？家屬就說，大夫，這個化療是不是特別痛苦啊，我爸他接受這個化療能治好嗎？問了一串的問題，把我問得有些煩燥。我想怎么這么多問題啊——當然這是我在心里說的。
我說，那不試怎么辦呀？是，你們提的這些擔憂什么的是合理的，不試怎么辦呢，總不能等死吧。
那個時候我特別好心地想要把我認為最好的一線方案推薦給他們，如果他們順從地接受了，我就很開心，覺得我可以幫助他們；一旦他們有疑議，有擔憂，我可能就會用各種方法說服他們，比如剛才說的那句話。
但現在回望這句話，我覺得真的是有強加的意思。當他們正在左右權衡掂量的時候，被我加上這么一句話，可能這話一加他們就沒有辦法了，就不得不選擇化療了。
我還遇到一個年輕的女性，30多歲，乳腺癌，做完手術是要求打化療的。當我跟她說化療的計劃和方案的時候，她問我，大夫，這個方案掉頭發嗎？
我當時聽了之后，第一感覺是這個問題真可笑，但是我認真地回答了。我說，會掉頭發，你用的是紫杉類的方案，掉頭發很明顯。她說，哎呀，那我不用，能不能給我選一個不掉頭發的方案？
我就有點替她著急了，我說這怎么不知道哪個輕哪個重??？掉頭發算什么呀？掉了還能長出來，這個方案是最好的方案，你不要想那么多了。
現在回想我這句話，完全沒有考慮患者當時的糾結和痛苦。她可能有很多很多想法，甚至她說，我寧可死都不要掉頭發。
這是我對醫學的一部分理解和反思。
還有一部分反思是我們跟病人交流的時間。我一直認為我是一個特別好的醫生，我一直認為我是把很多很多精力都給了病人，但是我卻從很多場合聽到很多人說，我等了好幾個小時，5分鐘就給我打發了。
我當時很忿忿不平，怎么就5分鐘給你打發了呀？那一年因為教學，在說到溝通的時候，我說我要自己收集一些資料去反饋一下。我跟組里的年輕大夫說，一會兒查房的時候，你跟在我后面，幫我記一下我在每個病人身上都花了多少時間。
我說的是病房查房，不是門診看病人。我轉了一圈，十幾個病人?；貋砗笏涯莻€紙遞給我，我一看一算，平均每個病人2分鐘。
怎么這么短啊，不會吧？我自己都很驚訝。
有時候當我們身上壓了很多工作的時候，我會覺得這個工作有點兒像流水線一樣，我不希望我這么對待病人，但是可能有時候是這樣：手上這批病人得趕緊弄完，外面還有10來個等著化療呢。
學習安寧緩和醫療
這些年的工作，其實有一塊對我傷害很大，那就是我慢慢地意識到，雖然高新技術越來越多，雖然我們可以用很多很多種方法，但是無論怎么用，似乎它都是有限度的，我們沒法一直做下去，阻止病人的死亡。
我看到了醫學的局限性，這種局限性讓我作為醫生——我覺得可能不光是我，還有我的同伴們，一直到現在，各個年代的——都非常地痛苦，非常地困惑，甚至有的人不做醫生了。
這不是我想象的醫生的樣子，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困惑，使我開始有一些我現在想起來其實是自救的行為。
2008年，劉端祺教授把我引入了一個專業的協會，這個學會叫“北京抗癌協會癌癥康復與姑息治療委員會”，是針對腫瘤的姑息治療。
大家在討論什么呢？討論癌癥疼痛的治療。討論一段時間以后，我覺得自己學得比較熟練了，我就又困惑了：姑息治療就是疼痛治療嗎？姑息治療還有別的內容嗎？
當我問到劉端祺教授這個問題的時候，他說，當然不是這樣。我說，那我可不可以去哪兒學習？那時候陳釩教授推薦我，你去臺灣地區吧。我就非常急迫地去查，果然查到了安寧基金會的信息。
經過一年時間的聯絡，我們一行11個人就去了臺灣地區參訪，待了兩周的時間。這兩周對我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，給我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從醫學院畢業之后再進入臨床，其實學習的時間是很少的，我們都在忙于工作。那兩周的時間我覺得我怎么會這么廢寢忘食地學習，我自己都沒有想到，每天都沒有晚上2點之前睡覺的時候，就特別想把這一天的感受都記下來，因為我們要回去分享。
在那兩周的時間里，我們真的是見了太多，感慨了太多，流了很多的眼淚，有很多很多的感動。因為我是小組長，那個時候賴允亮先生就跟我說，寧醫生，你可以做一個好的領導者，但我還想加一句話，那就是：感動很好，但是感動之后要行動。
這句話一直激勵我到現在，我永遠都會記得，而且我永遠都會這么做。臺灣地區的這次參訪學習雖然很短暫，但我知道了緩和醫療這個學科，它是幫助緩解疾病引發的各種痛苦，尤其是那些嚴重的、甚至生命期很短的患者們的痛苦。
不光是患者，也包括他們的家屬、家人，同時也包括照顧他們的人，比如說護工、保姆、朋友、醫護人員，圍繞這一個重病患者的所有痛苦都在這個學科的照顧之內。它通過減輕患者的身體痛苦，讓患者的心理、社會層面以及精神層面平安。
我回來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把我學到的東西跟大家分享。其實我是一個不愛找事兒的人，但那次回來后我就主動跟主任說，主任，能不能給我一個機會，跟科里介紹一下我學的東西。主任說，好呀。
介紹完之后，有的同事就說，嗯，內容很好，真的很不錯，但是我們不需要，我們這是打化療的科室，化療病人都還打不完呢，你說的這個是都打不了化療的，咱們做不了這事兒，讓別人去做吧。
另外一些同事就非常善意地提醒說，曉紅，你小心點啊，你說的這個事，不就是說這人要死的事兒嗎，他怎么死的你能說明白嗎？你還幫他，你擇還擇不清楚呢。
我聽到這些話以后，心里是非常難受的，其實是給我澆了好幾盆冷水。但是還好，沒澆滅。我想我覺得它好，我得行動呀。那我怎么行動呢？緩和醫療講的概念在我管病人的過程中是什么樣子呢？
病人的多重需求
我就非常留意，或者說我在看每個病人的時候都在想，都去體會所謂的患者痛苦。
那時候遇到了一個58歲的患膽管細胞癌的大姐，她當時是疼痛，然后檢查發現肝內有腫瘤，就收到了外科準備手術。經過外科大夫的檢查，發現她是肝內膽管細胞癌合并了轉移，已經不適合手術了，就讓她去內科，所以我見到她的時候是在內科。
那天下午我一個人轉病房，查房的時候她就跟我說，寧大夫，你說我咋這么倒霉呢，別人得腫瘤還能手術，我連個手術的機會都沒有，為什么呀？
在學習之前的我可能會說，哎呀，你別想那么多了，咱們就好好治療吧?？蛇@時候呢，我就站在那兒，沒有說太多的話，只是站在那兒，然后沒有表現出我要走的樣子，我希望聽她講講。
她繼續說，寧大夫，你不知道我這個人特別好，我特別善良，你說我怎么得了這病呢？你看那些特別壞的人他們還沒得這病呢，我才50多歲，我為什么呀？
當時我其實沒有說更多，只是說“唉”，嘆了個氣，點了個頭，然后繼續聽她說。她不再說的時候，我說，謝謝您跟我說這些，明天我查房的時候，你有什么想說的，咱們還接著聊。
她表現的這個痛苦就是所謂的靈性痛苦，或者說是她精神層面的痛苦。靈性痛苦其實表現在很多方面，主要表現在不認、不接受，還有就是覺得這一輩子沒有意義，沒有成就感。
當時還有一個也是50出頭的女性，宮頸癌晚期，胸腔積液，胸腔轉移，我是從另外一個醫生那接手過來的。我查房的時候，她就說我怎么這么難受，渾身難受。
我就跟主管醫生說，咱們給她用一點嗎啡吧，先給她5毫克。因為我是個腫瘤科醫生，我是做癌痛的專業，所以我對嗎啡沒有任何恐懼或者猶豫。結果用了5毫克嗎啡之后，她就很舒服，而且晚上睡得很好，第二天看到我的時候就很感謝我。
這種時候，控制癥狀能讓醫生特別容易就得到患者的信任。所以她就說，寧大夫，一會兒查完房你能過來一趟嗎，我有話要說。我查完房過去找她，她說，寧大夫，我有一個要求。我說，你說。她說，我想回家。
當時聽到這話的時候我特別高興，因為安寧緩和醫療里面特別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幫助那些臨終的病人去實現他們的愿望，患者把她的愿望告訴我了，我一定要幫她實現。所以我說，好，你放心，我去跟你家人說。
她的兒子是一個24歲的男孩，剛剛進入社會的樣子，很稚嫩。我就跟他講說，你媽媽剛才跟我講了，她要回家，你看咱們怎么幫她安排一下，這個愿望真的很重要。
結果那個兒子帶著非常迷茫的眼神，無助地看著我說：她病這么重，都快死了，怎么回家呀？回家我們怎么辦呀，我們也不會處理呀，不可能。
看著他的表情，我發現這孩子也真是挺無奈、挺無力的，他似乎覺得不能滿足媽媽的心愿很難過，但想要去滿足心愿的話，他自己承擔不起來，因為擔子太重了。
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很多經驗，不知道怎么去幫助他們溝通，不知道怎么去說服家屬，讓他們知道回家這件事情對于即將離世的患者是多么重要，也不知道怎么幫助他們完成居家離世的過程，所以我也只能是很遺憾地感覺這個事我沒幫上忙。
在這些患者的生命故事里，我又看到了什么叫患者意愿，什么叫家人痛苦。
在實踐的過程中，做著做著，我的所有想法和實踐就融合在了我所有的醫療環節中，甚至我在寫病歷的時候也會把我看到的患者的痛苦寫進病歷中。
這是一個年輕的膠質瘤病人的病歷，病人并沒有來，他妻子來的，妻子就跟我描述患者有多痛苦。我們做安寧緩和醫療門診是希望盡可能減輕病人的痛苦，他是頭疼呀，嘔吐呀，還是不吃飯呀、不睡覺啊，同時再去聽家人講病人身體以外的痛苦，看我們可以如何幫助。
結果他妻子就說，她自己很傷心、很痛苦，為什么呢？她說：我老公前兩天好像想留點遺愿，但他沒跟我說，他跟他堂弟說了，這話他為什么不對我說呢，他為什么不信任我呢？
我看到了這個妻子巨大的痛苦，我希望減輕她的痛苦，我想要做一些事情，所以我會把它很自然地寫到我的病歷中，到后面會有一些處理的意見。
這樣寫，很多同事也給我反饋，說能夠從我簡單記錄的一兩句話中看到醫生對患者和家屬的理解。
2005年，有一個80歲的奶奶來到我管的床位上，讓我印象很深刻。老奶奶是直腸癌，直腸癌的標準治療、根治性治療就是手術治療，但是這也要看這個腫瘤長在離肛門多遠的地方，如果離肛門太近，切的時候肛門也是要切掉的，所以肚子上要帶一個糞袋。
醫生基本都會跟患者去講這些，我要給你做什么。但這個奶奶的兒子想要保護她，所以他就說：大夫，你別跟她說，跟我說就行，手術該做做，你們覺得這個好，我們完全信任。
老奶奶從手術臺上醒來，睜開眼睛的時候，發現肚子上有一個糞袋，從此她就不跟她的兒子說話。她兒子來看她，她就避開兒子，有話會跟護工保姆說，她就不跟兒子說，一直到最后。
兒子做的這件事情一定是想要保護或者想對老人家好，但是達到這樣的效果了嗎？結果是一個巨大無比的傷害，病人是極其憤怒，兒子是極其委屈，但又不知道如何表達，最后這個愛完全沒有了，似乎變成恨。
我想可能這樣的故事值得我們每一個人重視和深思，因為天天都在發生。這到底是保護還是傷害？我們且得掂量一下。
醫患共同決策
上周我會診了一個病人，一位88歲的老先生，他這兩三年身體都不太好，經歷了幾個大手術后身體很弱，這次肺部出現了嚴重的細菌感染，并且各種普通的、高級的抗生素都已經都用過，可能要插管上機了。
所有的醫生都覺得應該插管上機，利索點，別磨蹭，今天該上的趕緊上，別錯過治療時機。并且已經跟家屬談過了，老太太和他的兒子都同意趕緊上，那為什么不上？
主管醫生很為難地給我打電話說：應該上了，但是老爺子神志清楚，別看他戴一個大的呼吸面罩，他能說話，他跟我說“我不上機，我不插管，別給我插管”；我覺得一個能說話的老人家，我怎么能忍心駁回他的想法就給他插上呢？寧大夫，我真的太頭疼了，你能不能幫我？
我說行，我覺得我們可以安排一次溝通。其實就是我們和患者，和家人一起商量商量，看看這事到底該怎么辦。
我早早就以會診醫生的身份來到老爺子身邊，我問他，您怎么樣？他搖頭?！搬t生說你的肺感染很重，需要插管了，您看行不行呀？”“我不插管?！?“你為什么不插管呀？”“我不想插管，我只要不痛苦?！?/p>
我說，好，老爺子，您別說話了，你攢著點勁兒啊，我出去把您家人叫進來。
出了門外，我跟他的兩個家屬談了這個事情，然后家人就說該插插啊，趕緊插，別耽誤了。他的老伴兒，雖然80多歲，但她是一個非常有知識的人，也有醫學基礎。
我就跟她講說，其實插管特容易，但是像他這么弱的老人，插上可能就拔不下來了，這個您覺得可以呢？“啊，拔不下來了呀？” “有可能呀，而且可能性很大，因為他很弱，他自己很難恢復到脫機自由呼吸的程度?！?/p>
“還有就是，不用切氣管吧？”她這么比劃。我說超過兩周就得切，時間長了在嘴里面就爛了受不了?！鞍パ?，這個不好?！蔽艺f，咱們聽聽老爺子怎么說吧?！鞍パ?，那遭的罪大了，不能讓他這么遭罪啊?！?/p>
我們一起來到床邊，這個時候他把他攢的勁兒都用出來了，說了好多話，至少說了四遍，“我不插管，我就要不痛苦，不讓我痛苦就行?！比缓筮€說，你們不要因為做了這樣的決定而后悔，你們不要想自己太多，你們想想我，我太痛苦了。
然后我就補了一句，“老爺子，您哪兒痛苦??？”他說：“給我扎針我就痛苦，給我抽血我疼啊，給我翻身我疼啊?！比缓罄咸犃司驼f：“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尊重你的想法，咱不插了，但是其他的治療你要好好配合?！?/p>
聽說我們走了之后，老爺爺心情很好，自己吃東西了，也很配合著使勁兒咳痰。因為他的聲音被聽到了，他放心了，不會有人真的強行給他摁在床上插上管子了。
醫生所要做的真的不僅僅是去延長他的生命，如果只是延長反而簡單，不用花一兩個小時去溝通，插上就完了。我覺得真正的醫生在這個時候，尤其是在重病或不可逆的時候，要聽聽病人自己的愿望，給他一個機會，讓他去走自己想要走的路。
這么多的生命故事其實慢慢地就告訴我們到底什么是安寧緩和醫療。
安寧緩和醫療就是幫助病人，幫助家人，幫助他們減輕痛苦。通過什么途徑呢？通過分享知識。怎么分享？客觀地、公正、如實地分享。
我為什么要加幾個定語？因為其實醫生們在分享知識的時候，有的時候是帶有片面性的，他們愿意說這個治療的好，對于它的不好有時候強調的就不夠，甚至不去介紹，比如說插管，插完管什么樣就不太介紹。
插完管之后你是不能說話的，你是神志不清楚的，家人是不能看到你的。所以我覺得應該充分地、客觀地去分享所有的知識，好的壞的都要分享；要充分地共情，幫助他們梳理，到底一條路、兩條路、三條路，哪條路是你想要的，做出一個共同決策。
最后我們希望達到一個什么樣的境地？生死兩相安。
生是誰？活著的人，家人。他們很不舍，當他們把自己的親人按著他的方式送走之后是不舍，是有眼淚。但是我是欣慰的，我做的很好，我做得充分。死者平安，是我知道自己要走了，我準備好了，而且走的過程不痛苦。
這十年間，我們發現其實每個學科都有這樣的需求，比如說在腎內科的血透這個單元，專門給一些慢性腎病的病人做透析，這些患者和醫護人員相互配合，真的是共同生活十幾二十年才離世。
但是這些病人其實也相當有挑戰性，血透組的醫護人員經常跟我說，我們的病人可難管了，情緒大。為什么呢？無休止的治療，而且越來越差，沒見哪個是越透越好的，所以他們就很痛苦。
近期出現一個老人家，80多歲，家人本來挺好，20年的關系了，非常熟，都是朋友一樣了。但最近脾氣大了，說我們醫護人員不是這不對就是那不對。一問是怎么回事的時候呢，醫生也清楚，說老太太可能快不行了。
因為最近有一個肺癌胸腔轉移的情況出現，本來就已經很弱很弱了，來個腫瘤又不能治，可能快不行了，家屬的心情就很亂。他們也明白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做，就說寧大夫你來幫幫忙吧。我說行，我們還是召開了一個家庭會議溝通。
我這么一了解，發現所有的孩子們，倆孩子加一女婿，三個人非常知道老太太什么情況，但是家人不知道怎么辦?！拔覀円膊恢涝趺崔k，我們希望她不痛苦，我們也希望她活得長，但是不要痛苦?！边@是他們的表達。
然后我們就商討說，每次透析的過程老太太都很難受，能不能減少這個過程的痛苦，我們能不能少來一次或兩次，這樣先從減少不必要的透析次數開始。
后來老太太有些癥狀，家人就把她送到急診，我們也隨時出現去支持她的女兒，直到最后幫助她女兒去決定到底要不要待在搶救室里。最后女兒說，不，我不要把媽媽自己擱在那兒，我要陪著她。她就又把媽媽從搶救室里接出來，在外面陪她，一直到媽媽過世。
從我們介入到老人家最后死亡，一共是20天的時間。她女兒非常感激，她專門到我的診室說，謝謝寧大夫，我到現在都沒有完全緩過來，等我緩過來，我要做你的志愿者。
醫護人員就說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寧大夫，原來你們這事是這么做的呀，那我們好多病人都需要，你們就過來幫忙唄。我說，好呀，我們也愿意。我們就做了一個腎內緩和的項目，希望投入更多的精力在這批血透病人的身上，讓那些有很多癥狀或者接近死亡的病人得到更好的照顧。
其實不光是腎內科或血透室，很多科都需要，腫瘤科、放療科、神經外科，甚至基本外科、泌尿外科、婦產科都需要。我們也計劃跟ICU、跟婦科腫瘤也做這樣的合作項目，而且長期地進行下去。
安寧緩和醫療跟所有科室的治療是平行存在的，而不是像有些人認為的還能治療就接著治，治不了了就給你們了，它不是前和后的關系。
技術的盡頭
說了這么多故事，其實我對安寧緩和醫療的理解，我認為它是一個醫學的回歸過程。
醫學過度崇尚技術、新藥、新進展，總在追著那些東西，會把一些可能同樣非常重要的東西落掉了，淡化了。比如說病人很痛苦，病人需要傾聽、需要幫助，甚至他的死亡過程需要幫助。安寧緩和醫療，其實就是把醫學的溫暖找回來。
醫學的位置，我的理解就是幫助，不同的困難我們都幫，發燒要退燒，高血壓的時候要降壓，糖尿病的時候要降糖，要講飲食控制。如果真的要手術，我也會切，如果是真的需要上呼吸機，我也會上。
但是如果我們認識到這個病真的是要死了，我們還要幫他死好，而不能說要死了，那別管了，你走吧，自己找地方去吧，然后我們接著治別的病人。不是的，它也是醫學的一部分。
所以技術的盡頭不是醫學的盡頭，可能技術已經到了頭，病已經沒有更好的方案，命已經是挽回不了了，但是醫學這種施以援手的行為始終不可能停止，甚至是要加強的。
人要死之前真的是很痛苦，憋著、躁動著，家屬不知所措，我們難道也站在旁邊看嗎？我們難道不應該給點措施，幫他平靜一些嗎？
這么好的東西為什么就沒有做下去呢？為什么到現在安寧緩和醫療大部分人不了解呢？因為醫學教育里沒有這一塊，1998年我在醫學院學習的時候是沒有的。
慶幸的是在協和醫學院，我們2014年開始就開這個課了，全學制都覆蓋，但是全國的醫學院有這個課程的還是很少。我們被教予的是你要對抗死亡，要救死扶傷。救死，就是不要死，如果死了，就失敗了。
死亡是不好，但是如果真的要去面對這個過程，你知不知道怎么做？所以我們必須教給醫生，如果一個人病得很重，如果一個人在經歷各種各樣的痛苦，你該從哪幾個角度去幫助他，我想這可能是我們要做的事情。
我在這里跟大家分享一個巨大的好消息：2022年10月，北京協和醫院緩和醫學中心成立了。北京協和醫院是綜合實力最強的醫院，已經連續十多年都是全國醫院綜合排名第一，這個醫院讓你成立緩和醫學中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說它認可緩和醫學的價值。
為什么我用這個詞兒，因為很多醫院不允許這樣的科室存在。為什么？不掙錢啊，你看得太慢，既沒有藥又沒有設備，別人能看15個病人，你就能看6個。但是在協和醫院，這個事重要，因為病人需要，你可以做。我想這可能會引領中國整個社會、整個醫學界去認識安寧緩和醫療，并去做這件事。
很多人問我，你這么多年是怎么熬過來的呀？我說我為什么要熬呢？我挺好的呀。他們不理解，說你別裝了。我說沒必要吧，再說我能裝那么多年，我累不累得慌啊。
因為在整個過程中我得到的正反饋太多了，死亡不總是負能量的。病人一個感謝，病人一個鞠躬，病人的眼淚等等，以及我的伙伴們給我的支持。這張照片里，我手里抱的一個獎叫“我們愛您獎”，是我的志愿者伙伴們給我專門設立的一個獎項。
我希望中國那么些痛苦的人能得到幫助，我也希望今天大家聽完以后不光是感動，我們大家都能行動，去告訴那些痛苦的人，其實有一個學科可以幫助你。
即便他找不到這個學科的醫生，也告訴他，其實現在止疼很重要，讓他把心愿完成很重要，讓他按他自己的方式走完最后一段路很重要，我想這已經是很大的幫助了。
謝謝大家。
策劃丨王婷兒
剪輯丨star
設計丨張會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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